1979年春季，位于辽宁盘山的农田边，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正蹲着，把手中的泥土仔细翻看。经过的农场工作人员认出了他，有人叫他“老张”，他微微一笑，站起身拍去手上的泥土，继续向田间走去。这个被称作“老张”的人，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第二副书记，行政级别为五级，出门有专车，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。1954年后，他的身份转变为盘山机械农场的第一副场长，行政级别大幅下调，薪资也缩水了一半，家庭只能挤在农场分得的平房内，冬天取暖靠烧炕，夏天则因蚊虫滋扰难以入睡。他名叫张秀山。几年来，张秀山负责农机维修和农田水利的工作。农场的同事们回忆起他时，常说他话不多，但做事扎实，从不穿皮鞋，下地干活时总是一双胶鞋。某年冬天，他随工人一起修水渠，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度，手被冻裂了口子，仍然用胶布包扎后继续工作。没有人将他视作“大干部”，而他也从未提及过去。尽管如此，农场上仍然有人知道他的背景，偶尔需要征求“老同志”意见，张秀山的名字依然在通知名单上，只不过文件传阅完后，他又回去修理他的拖拉机。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二十四年。
1954年4月，在北京，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干部被召集开会。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批判的声调逐渐升高。高岗的问题从“路线错误”发展到“反党阴谋”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纷纷被要求表态和划清界限。张秀山、张明远、郭峰、马洪和赵德尊这五个人被点名，他们被称作高岗的“五虎上将”。这个称谓后来在正式文件和许多人的档案中得以记载。五位干部分别在东北局担任过组织部长、秘书长和副书记等职务，都是高岗在东北局时期提拔的。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席后，马洪随之进入计委，其他四人留在东北局。高岗出事后，他们也都遭到了连累。处理决定迅速下达：解除所有党内外职务，没有申辩的机会，更没有材料可看，处分决定上也没有签字的流程。张明远在自己的申诉材料中坦率表示，东北局并没有正式向他说明处理依据和结论，没有给他查看过相关材料，也没有询问他的意见。他至今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“反党错误”，因此遭到如此重大的处罚，内心充满疑虑。即便心中想不通，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。五人各自接受了处分，收拾行李离开岗位，分被下放到基层。张秀山被任命为盘山机械农场的第一副场长，张明远去中国科学院任职，郭峰被调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，马洪前往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，赵德尊则去了东北制药厂。
五人从曾经的省部级和大区级领导，瞬间降为基层企业的副职，生活质量大幅下降，失去了工资和住处，专车和警卫员也一并撤掉。之前在主席台上发言的他们，如今却要和车间主任讨论生产进度。这样的落差，给每个人都是沉重打击。赵德尊回忆起那段日子，言及自己在党内的经历尚且稚嫩，反党的罪名令他难以承受。思想一度混沌，感到前途渺茫。他自我反省“宗派情绪”等问题，但却始终无法接受。最终，他认定发生的事已成定局，并试图释怀，心想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。庆幸的是，虽遭到撤职和降级，但并未被开除党籍。他的行政级别从六级降至十二级，被分配到东北制药厂从事副职，在党内被视作“控制使用”的状态。
在这五人中，张秀山与高岗的关系最为密切。他与高岗同为陕北人，曾在三十年代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期间战斗，受过重伤，不料顽强生还。红军到达陕北后，他出任绥德特委书记、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。解放战争末期调至东北，开始在高岗手下工作。1949年3月，他成为东北局常委，组织部长和秘书长，并负责东北军区的工作，协调战争物资的输送。被撤职后，他在盘山农场待了二十多年，农场的同事说他从未主动提及自己以前所做的工作，遇到有人问起，只会简略地说“以前在机关工作”。仅从他仔细研究文件的态度，工人们才能察觉出些微过去的痕迹。1979年，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中央开始审理历史遗留问题，张秀山的案子被重新审查，最终得出处理过于严厉的结论，并重新安排了工作。此时，他已68岁。被任命为国家农委副主任、党组成员，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，行政级别恢复，重新配发专车和秘书。然而，他并未在北京的办公室内工作，而是带着工作组前往西北地区。他参与的“三北”防护林工程成为新时代农业工作的重点之一，带队深入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，实地调研各地的林带发展和沙丘移位，关注民众的生活。而在现场会议上，他总是坚持不念稿子，用地图与地方干部逐条对接数据。
